由《逼近的瘟疫》一书所想到的

张雁灵中国医师协会

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劳里·加勒特是一知名记者，同时，她还是一位公共卫生专业出身、全球著名的防疫专家，对埃博拉、SARS等大型传染病和公共健康危机有着深度研究。2003年非典和此次新冠肺炎期间，她都来到中国做过实地考察。她的著作《逼近的瘟疫》一书记述了二战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病毒如何加速度的传播的历程，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病毒给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带来的极大挑战。读完此书，我除了获得知识的汲取，更想结合个人的专业和工作经历，从中国的角度分享几点观感和体悟。

一、从三对关系谈病毒与人类的历史

1．第一对关系，人类与病毒“共生共存”。

本书 “作者自序”中说道：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著有《瘟疫与人》一书）概述了过去几千年间人类遭受微生物攻击的原因。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场灾难性流行病都是人类进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后果。麦克尼尔警告说：“人类改进命运的同时，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软弱性。”“应当牢记，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是把传染病赶到人类经验的边缘，就越是为灾难性的传染病扫清了道路。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中国老百姓有句话：“病是吃出来的”。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我们都处在食物链之中，吃也被吃。”这样的话语表明，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人类发展至今，除了战争、自然灾害，遭遇过最大的危急就是一次次的病毒和传染病。它们是人类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必须跨越的坎，也是让人类一次次付出沉重代价的血的教训。

病毒微小、古老而广泛地存在着。小到什么程度？比细胞小几个数量级，绝大多数病毒需要用电子显微镜去观察，光学显微镜无法看到。它甚至没有细胞结构。它古老到什么程度？它比生物出现的要早，在地球中存在已经数十亿年之久。它广泛到什么程度？无处不在。海洋、沙漠、空气，南极冰川、青藏高原，动植物身上，细菌之中，人体之内，到处都有。就目前的了解看，病毒的种类和数量应该远远超过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科学家估计，1公斤海洋沉积物中平均有5000种病毒。在漫长的地球历史中，病毒在不同的物种之间传递基因，对所有生命的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有科学家甚至猜测，地球上生命可能是40亿年前从病毒起源的，所以，有人说病毒是地球上最早的居民。

但是，人类对病毒的了解还很不够，病毒学是在20世纪初才建立起来的。人们痛苦地认识到，它不仅比任何生物出现的都早，而且比任何生物都更难治理。比如，接种疫苗无疑是应对传染病、保护易感人群最有效的办法，但是病毒遗传物质复制非常不稳定，因此变异速度极快，这导致现我们研制疫苗的速度远跟不上病毒进化的节奏。

那么，在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层出不穷的各种新型病毒严重危害整个人类健康和文明，我们能把病毒消灭吗？不能，也不用。微生物数量巨大，根本不可能消灭。更何况，病毒、细菌也不全是有毒有害的。我们的身体中就有许多微生物，离开它们人类无法生存。有人说，可以消灭“致病”微生物，而保留“有益”微生物。这也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致病微生物数量巨大，也因为有益和有害的划分是相对的、变化的，而且即使有办法杀灭某种目标微生物，但由于生态系统极其复杂，根本无法预测后果究竟会如何。

因此，我们不需要将病毒和微生物当敌人，应该与之和谐共存。让微生物有微生物的领地，人类有人类的范围。传染病爆发，归根结底是人类与自然某个方面的平衡被打破的结果。致病微生物存在，不一定导致大的传染病疫情，只有在合适的传播条件下才会有瘟疫流行。明智做法是切断病原体通向人类社会的传播途径，让它们在自己的领地中安静地繁衍。我们与病毒成为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地球上“共生共存”“相生相克”。

2．第二对关系，大疫与现代化“不破不立”。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极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在中国，1902年天津的霍乱、1910年冬东北的鼠疫等，给民众带来了灾难，但也促进了中国公共卫生的发展和公共卫生意识的建立。我还看到一个材料认为：“从16世纪开始，鼠疫在欧洲富裕的地区中不但推动了医院制度的发展，也促进了医学伦理的建立。”还有人专门研究，欧洲发达国家在近现代城镇化进程中的几次流行病大劫难，对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如，1854年的伦敦大霍乱事件，促使英国人下决心建设出了堪称完美的城市下水道系统和泰晤士河岸堤道工程。这使伦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

伴随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人们大量涌入城市，传染病爆发的威胁无时不在。人们逐渐发现，城市的某些居住方式、生活习惯和空气污染等，也为传染病流行提供了可能。比如，密闭的空调或空气循环系统容易传播疾病，美国1976年军团病疫情就是空调导致；比如，下水道系统设计缺陷也可能导致病毒气溶胶传播，香港2003年“淘大花园”1个小区出现了300多名SARS感染者，下水管道就是传染链条中的一环；再比如，楼房蓄水设备如果管理不严，容易滋生蚊虫；还有，城市中的医院也是疾病汇聚和传播的重要节点，如何设计和管理人口密集区的城市医院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人的素质得到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得到发展。

3．第三对关系，传染病与战争“结伴而行”。

我是军人，很早就研究过此问题。本书第六章中，讲到一名年青力壮的列兵感染“猪流感”后死亡的事例。这令我想起病毒与战争的关系。我总结的一句话就是，他们是孪生兄弟，常结伴而行。一方面，疾病对战争产生重大影响，兵溃于病，因为疾病改变战争进程进而改变历史的案例不胜枚举，如大家都熟悉的一战为什么只打了四年就草草结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1918年3月爆发了大流感。后来多位科学家研究认为，这次大流感也可能是冠状病毒引起的，易感人群为青壮年，正是士兵的年龄。士兵居住拥挤，人员稠密，为病毒传播提供了优越的传播条件，有三分之一参战的军人被感染，死亡率为5%。有历史记录：士兵们感冒发烧，咳嗽，皮肤起红点，很快转成恶性肺炎，以致后来全世界超过1亿人被感染，5000万人以上死亡。这种状况下，战争还怎么打？当年3月发生大流感，11月盟军宣布投降，战争正式结束。另一方面，战争也会引发瘟疫和其他传染病，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最容易瘟疫流行。近些年中东、阿富汗战争都有局部和区域流行的案例。瘟神肆虐军旅，争相向死神邀功！我做过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现在是5200多年，地球上一共发生过战争14500多次，死亡总人数大概在30亿以上，近代战争可以比较准确统计其比例，因病主要是传染并死亡的比例占68%以上。更为恐怖的是，战争疯子把病毒细菌制造武器，即生物武器，这比核武器更为可怕。现在还有少数国家在悄悄的研制生物武器。这是反人类的行为！病毒和病原微生物管理必须严格，所以我在小汤山医院当院长时明确要求，务必把SARS病人血液标本严格管理好。

二、小汤山和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在抗疫中的作用

瘟疫大流行多数无法预料，但到来时必须面对。就像西班牙大流感在世界各国流行一共18个月，成为全球性灾难，死亡人数数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数。1920年2月戛然而止，突然神秘的消失了，至今也没准确找到病毒毒株。2003年春天我国就面临一场病毒遭遇战，当时有一句话叫“北京告急！”。什么告急？病人太多，定点医院告急！医护人员告急！病床告急！缺少传染病床2000多张，发烧病人在门诊等，在家里等……怎么办？政府决定紧急建立一所大型专科医院，以解燃眉之急，小汤山医院就是这样诞生的。1300多军队医务人员紧急抽组组成医院，我被任命到医院做院长兼党委书记。小汤山医院不负众望，完成了使命。小汤山医院是我国一个成功的范例，被国内外总结为6个字：模式，奇迹和精神！

小汤山医院为世界抗击大疫创造了一种中国医院的模式，即集中优势力量、集中收治病人和应用野战医院方式大规模救治传染病人；小汤山医院创造了一个奇迹：七天建成一座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传染病医院（世界卫生组织检查后认定的，完全符合传染病医院标准，这是综合国力的体现）；收治全国四分之一SARS病人，治愈率全国最高，死亡率最低（世界各国统计死亡率为11%，国内平均8～10%，小汤山医院为1.8%）；院内1383名医务人员零感染（这是技术和管理能力的表现）。形成了一种小汤山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我这次在武汉对医院同志讲，建立小汤山这样模式的医院，既是解决收治危重病人的难题，也是给武汉人民带来信心和希望。今天武汉的方舱医院也是它的延伸。国内和国外很多单位也都与我们联系请求帮助，他们也要建立小汤山医院。但也要看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武汉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是小汤山医院的拷贝和复制，但更为先进。是一个集中体现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医院，体现了近20年来的医疗等科技方面的发展。目前两所医院收治了7000多病人。这也是中国国力的标志，抗击大疫离不开综合实力和科技能力。

三、为意外做好准备

本书作者加勒特去年9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到联合国独立小组全球预防监控委员会（GPMB）警告，近期，将有流行病在全球大爆发。她说，全世界都知道一场流行病大爆发即将到来，但没有人愿意对此采取任何行动。不幸被她言中，全球应对流行病爆发准备不足，面对新冠肺炎，众多失守。以至于我们再一次深深理解，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虽然我们无法预知意外发生，但应该提前为意外的发生做好准备。

传染病应对，可分为连续的四个阶段：预防、准备、反应、恢复。

“预防”就是在要在制度设计中，提前安排公共卫生的内容。要确定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组织架构，制定好各类预案。预案应当充分调研现状，仔细分析城市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和途径，尤其是与传染病爆发地区的可能联系和接触范围。评估内容应包括是否建立有效灵敏的传染病监控预警预报系统，紧急药品和货物的运输通道是否得到有效构建，政府是否制定了有关隔离、疏散和配送体系的规划草案，等等。

“准备”是假设城市已经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危机，需要构建一个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做到遏制扩散。每个大城市都应有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战略储备。再比如，要确保农产品的渠道畅通和不受污染；尽可能做到救治点空间上的合理均衡，将信息快速有效地传递给公众，避免恐慌；将应被隔离的患者送到医疗机构，在传染病爆发的集中区域要尽快疏散人群。

“反应”就是准确根据传染病爆发的具体情况进行应对。这一过程中，指挥中心可面对多个目标进行综合协调避免混乱，专业人员要尽快实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且制定出有效的应对方案。而“公众参与”则有助于贡献智慧和力量，避免无故恐慌。

“恢复”就是传染病危机平息之后，城市应逐步恢复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

虽然不同地方的情况、条件都不同，但预防、准备、反应、恢复的大体路径是相同的。按这样的路径一次次尝试、总结、纠偏，循环往复、不断适应，才有可能大敌当前冷静面对。

四、启示和思考

在这本书里，作者还记录了科学家们如何努力去了解和控制二战以来的微生物的研究引起生物战的威胁。由此我想到，从科学的角度让大众认识传染病，什么样的宣传和科普都没有这次疫情教育深入人心。可以说，这次疫情，给全世界人民上了一堂最直接的传染病和病毒的科普课程。

从科学技术角度，我们有很多的启示和思考，疾病防控工作除了科学的特性之外，还具有医学人文的特性，所以，讨论启示和思考不能离开医学人文。

1．重视公共卫生就是重视国家安全。这次大疫给全世界人民上的一堂认识生命、预防传染病的教育课，沉重而又普及！我在2003年写过一篇论文：公共卫生危机对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影响。公卫事件不仅是卫生行业的事，更是政府和全社会的事；公共卫生安全是国家的最大安全；公共安全要从对公众进行公共卫生教育入手，要从培养国民健康良好素养入手；全社会要树立正确的生态系统观，应该开展生命观的教育。只有这样面对大疫才能减少恐惧，从容应对，降低综合成本。

2．这次疫情已成世界大考。这次考试都是公开卷，世界人民都是判卷老师，谁的答案更令人满意？世界人民心里有数。在世界多种抗疫模式中，各有千秋。可以说，中国模式受到了多国肯定。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遭遇这样的灾难，我们能够挺过来，取得不错的成绩，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奇迹。总结看，是因为我们有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指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改革开放奠定的综合实力和能力、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全国军民参与。此次，我们经受住了大考，也赢得了大考。正如总书记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包括3000多名死难者，其中，还有我们30多位名优秀医务人员的生命。一个智慧的民族，是在不断汲取失败教训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这次，我们是用生命换来的思考，也应是大考的一部分。同时，我们看到其他国家模式或者做法也有很多特点与长处，应虚心学习与借鉴。

3．如何把这次学习的感悟结合到防控的实践中。我个人主要的思考有：一是应进一步完善健全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体系；二是应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安全预警预报和应急反应对策研究；三是应不断总结小汤山医院模式的创新与实践；四是应进一步改革医学人才培养适应医学实践需求问题。

4．要进一步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提升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在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医务人员是一个特殊的英雄群体。对这个群体，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爱护。我们不能把这支队伍作为一般行业建设对待，要重新审视，他们是国家安全、民族安全和人民安全的钢铁长城。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种下一种行动，收获一种行为；种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种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种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我们事业的命运需要耕耘播种，更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用学习播种，去传承。

（注：此文是张雁灵教授

在全国政协主要领导读书会上导读发言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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